2019-06-05

推動醫療改革

主席,早晨,人口增加及老化,加上患病風險高,要承擔的醫療開支越來越多,這是必然的事。

首先,我要說清楚,香港的醫療制度是公私營並軌。有些地方只有公營的醫療制度,有錢也無法看私家醫生;所以某些地方的人會返
回香港,要求一些較好的服務;亦有一些地方只有私營醫療服務,沒有公營服務,有錢便可以去看醫生,無錢便不能獲得治療。香港的醫療就是公私營並軌的,私營的服務是一種商業行為,公營服務其實是依靠政府的撥款。我們經常說,第一個"緊箍咒",就是每年的公營服務開支,包括衞生署及醫院管理局("醫管局")的醫療開支,要視乎政府的整體收入,即要"睇餸食飯"。

我就任議員後向政府提出的第一項質詢,就是它如何釐定醫療開支;而政府的答案,既不是視乎人口,也不是視乎需要。看回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數據,回歸後政府因為亞洲金融風暴,經濟轉差,出現財赤;其實這是不久之前的事。從 2003-2004 年度起,連續 5 年向醫管局提供的經常撥款,都比 2002-2003 年度少,5 年累積減少了 70 億元。到了 2008-2009 年度,才重新僅僅返回 2002-2003 年度的水平。

當時發生甚麼事呢?人口繼續增長,不斷有新移民,亦加上人口老化,政府因為整體收入減少,開支減少,而削減醫療開支。但是,市民不會因為政府減少撥款而減少病痛,公營醫療亦受到壓力。政府削減整體撥款,但我們不能削減服務,只能 削減人手開支,包括推出"肥雞餐",不再聘請人手、減薪、關閉護士學校。這種情況,我預見會很快再出現。

有見及此,我在 2017 年 9 月去信財政司司長,建議成立公共醫療撥款穩定基金,目的不是要動用 100 億元,而是為了積穀防飢,預計經濟轉差時,醫管局可以應付 5 年時間的開支,亦不需要再推出"肥雞餐"或關閉護士學校。所以,去年 8 月我聯同袁國勇教授,再向特首及財政司司長提出 以 100 億 元 成 立 公共醫療撥款穩定基金的建議,最終獲得接納。

在中美貿易戰的陰霾之下,香港經濟前景不明朗,預期未來政府的財政狀況會較數年前差,希望新成立的基金可以令醫管局在減少撥款時能夠維持服務,而不是好像以前,明知需求增加,但為了省錢而要削減資源及人手。

當然,公營醫療受壓並非純粹撥款不穩定的問題,也與醫管局本身的問題有關,就是醫管局缺乏規劃,無辦法規劃。多年來我們都說公立醫院病房爆滿,流感高峰期病房爆滿,其實由我當醫生第一天開始,病房都是爆滿......不是,從我小時候去公立醫院看病時,病房已經爆滿。

二十年前,我在醫院工作,病房爆滿,需加開帆布床。過去 10 多年,我一直都在流感病房內工作,我以為病房爆滿是正常的狀態,以為這是命運,在內科病房工作的情況便是這樣。直至我來到立法會,處理完《醫生註冊條例》後,到今年年初,我有時間做一些數據分析,我翻查過去 20 年香港統計年刊,發覺 SARS 後數年,公立醫院的病床總共減了 2 600 張。到了 2018 年,甚至是今天,我們仍未回到 2003 年水平。

病床不足的原因是甚麼?對上一次大型醫院的建立,是 1993 年的東區尤德醫院,繼而是 1998 年的北區醫院及 1999 年的將軍澳醫院,往後 10 多年沒有再興建醫院。由 1993 年至今,人口增加了 100 多萬,病房怎會不爆滿?我們所有人都不知道這情況,我身邊的人也不知道,我在醫院工作也不知道,是當我來到立法會 翻 查 文 件 後 才 知悉,我是第一個就此提出問題。為何不告訴我們這情況?然後我再翻查文件,覺得沒理由會是這樣的。

我們看醫管局九龍東 聯 網 中 觀塘區的基督教聯合醫院的情
況,2017 年與 2004 年相比因為我的數據只去到2004 年病床減少了 40 多張。在觀塘區由 2004 年開始,增加了 14 個公共屋邨,還未計算私樓。2006 年至 2010 年間,香港的統計數據,人口增加了6 萬多人,當中 1 萬多名是 65 歲以上的長者。

今年,我在衞生事務委員會上問局長,醫管局誰人負責醫院和病床的數目規劃,接着醫管局有人答覆,說要考慮一籃子因素。我追問九龍東觀塘區人口增加,多興建了 10 多條公共屋邨,為何基督教聯合醫院的內科病床數目不增反減 40 多張,兒科病床是零增長,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?局長和醫管局是沒有回應的。這些數字是我自己翻查出來的,雖然這不是我的責任。

我再翻查資料,在 2001 年之前,醫管局有一名副總監負責醫院規劃發展(Hospital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),但是在 2001 年之後,這個職位不見了,將這個規劃及發展的權力下放到七大聯網總監。然後在 1999 年到 2017 年的 18 年間,除了北大嶼山醫院之外,根本沒有新醫院,然後便是天水圍醫院。市區內的伊利沙伯醫院、基督教聯合醫院和瑪嘉烈醫院的內科病床數目減少,不是土地問題,因為每間醫院也有預留土地,只是政府沒有興建,並且沒有告訴我們有關資料,而我們還以為問題出在醫生身上。病床減少,人口增加,醫院怎會不"爆"呢?然後將責任放在醫生身上。我們負責診病,照顧病床上的病人,但我們不會負責計算病床和其他數目的。醫院欠缺規劃,或根本沒有長遠規劃,醫管局難以逃避責任,現在唯有寄望兩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盡快落實,但說的是 10 年之後的事情。

如果醫管局能夠以醫護承受能力和病人福祉為依歸,切實改革管理,做到公平和合理,公院超負荷、前線受壓、輪候時間過長等問題便可獲得改善。正如為應付流感高峰期,最簡單的做法,便是在流感高峰期最繁忙的時候,暫停和延遲一些非緊急的行政工作,例如減少召開一個會議,便有 20 人無須開會,可以回去工作;也可調動人手到急症室或門診幫忙。其實,增加醫護人手,便可增加士氣。

不患寡而患不均是醫管局的通病,一些聯網醫院和部門佔用較多資源和人手,卻沒有增加工作效率。我在財務委員會審核開支預算時,書面要求當局提供一些醫院聯網專科門診數字,發現問題相當嚴重。舉例來說,某個專科門診的穩定新症即不緊急的新症最短輪候時間的聯網要等 13 星期,最長輪候時間的聯網要等 92 星期,再看病人人數,其實兩者差不多,某聯網的長輪候時間不是因為病人
增加所致,但為何會有這麼大差異呢?我又看一看是否醫生不足呢?

我可以告訴大家,在輪候時間較短的聯網,醫生最少,而需輪候 90 多星期的聯網的醫生最多,最多醫生人手的聯網的輪候時間最長。我已將此情況告知醫管局行政總裁梁柏賢醫生,有關信件是公開的。

我再看緊急和半緊急新症的輪候時間,其實也十分穩定,緊急新症是輪候一星期,半緊急新症最多也只是輪候 6 星期,所有緊急新症也可獲診症。我在 6 月 3 日公布的全港醫生工作滿意度調查結果,醫生最不滿的是工作量、工作生活平衡和人手編制。

最後,對於李國麟議員建議改變現時的專科專介安排,我相當有保留。

陳沛然議員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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