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先，我要說清楚，香港的醫療制度是公私營並軌。有些地方只有公營的醫療制度，有錢也無法看私家醫生；所以某些地方的人會返
回香港，要求一些較好的服務；亦有一些地方只有私營醫療服務，沒有公營服務，有錢便可以去看醫生，無錢便不能獲得治療。香港的醫療就是公私營並軌的，私營的服務是一種商業行為，公營服務其實是依靠政府的撥款。我們經常說，第一個"緊箍咒"，就是每年的公營服務開支，包括衞生署及醫院管理局("醫管局")的醫療開支，要視乎政府的整體收入，即要"睇餸食飯"。
我就任議員後向政府提出的第一項質詢，就是它如何釐定醫療開支；而政府的答案，既不是視乎人口，也不是視乎需要。看回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數據，回歸後政府因為亞洲金融風暴，經濟轉差，出現財赤；其實這是不久之前的事。從 2003-2004 年度起，連續 5 年向醫管局提供的經常撥款，都比 2002-2003 年度少，5 年累積減少了 70 億元。到了 2008-2009 年度，才重新僅僅返回 2002-2003 年度的水平。
當時發生甚麼事呢？人口繼續增長，不斷有新移民，亦加上人口老化，政府因為整體收入減少，開支減少，而削減醫療開支。但是，市民不會因為政府減少撥款而減少病痛，公營醫療亦受到壓力。政府削減整體撥款，但我們不能削減服務，只能 削減人手開支，包括推出"肥雞餐"，不再聘請人手、減薪、關閉護士學校。這種情況，我預見會很快再出現。
有見及此，我在 2017 年 9 月去信財政司司長，建議成立公共醫療撥款穩定基金，目的不是要動用 100 億元，而是為了積穀防飢，預計經濟轉差時，醫管局可以應付 5 年時間的開支，亦不需要再推出"肥雞餐"或關閉護士學校。所以，去年 8 月我聯同袁國勇教授，再向特首及財政司司長提出 以 100 億 元 成 立 公共醫療撥款穩定基金的建議，最終獲得接納。
在中美貿易戰的陰霾之下，香港經濟前景不明朗，預期未來政府的財政狀況會較數年前差，希望新成立的基金可以令醫管局在減少撥款時能夠維持服務，而不是好像以前，明知需求增加，但為了省錢而要削減資源及人手。
當然，公營醫療受壓並非純粹撥款不穩定的問題，也與醫管局本身的問題有關，就是醫管局缺乏規劃，無辦法規劃。多年來我們都說公立醫院病房爆滿，流感高峰期病房爆滿，其實由我當醫生第一天開始，病房都是爆滿......不是，從我小時候去公立醫院看病時，病房已經爆滿。
二十年前，我在醫院工作，病房爆滿，需加開帆布床。過去 10 多年，我一直都在流感病房內工作，我以為病房爆滿是正常的狀態，以為這是命運，在內科病房工作的情況便是這樣。直至我來到立法會，處理完《醫生註冊條例》後，到今年年初，我有時間做一些數據分析，我翻查過去 20 年香港統計年刊，發覺 SARS 後數年，公立醫院的病床總共減了 2 600 張。到了 2018 年，甚至是今天，我們仍未回到 2003 年水平。
病床不足的原因是甚麼？對上一次大型醫院的建立，是 1993 年的東區尤德醫院，繼而是 1998 年的北區醫院及 1999 年的將軍澳醫院，往後 10 多年沒有再興建醫院。由 1993 年至今，人口增加了 100 多萬，病房怎會不爆滿？我們所有人都不知道這情況，我身邊的人也不知道，我在醫院工作也不知道，是當我來到立法會 翻 查 文 件 後 才 知悉，我是第一個就此提出問題。為何不告訴我們這情況？然後我再翻查文件，覺得沒理由會是這樣的。
我們看醫管局九龍東 聯 網 中 觀塘區的基督教聯合醫院的情
況，2017 年與 2004 年相比因為我的數據只去到2004 年病床減少了 40 多張。在觀塘區由 2004 年開始，增加了 14 個公共屋邨，還未計算私樓。2006 年至 2010 年間，香港的統計數據，人口增加了6 萬多人，當中 1 萬多名是 65 歲以上的長者。
今年，我在衞生事務委員會上問局長，醫管局誰人負責醫院和病床的數目規劃，接着醫管局有人答覆，說要考慮一籃子因素。我追問九龍東觀塘區人口增加，多興建了 10 多條公共屋邨，為何基督教聯合醫院的內科病床數目不增反減 40 多張，兒科病床是零增長，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？局長和醫管局是沒有回應的。這些數字是我自己翻查出來的，雖然這不是我的責任。
我再翻查資料，在 2001 年之前，醫管局有一名副總監負責醫院規劃發展(Hospital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)，但是在 2001 年之後，這個職位不見了，將這個規劃及發展的權力下放到七大聯網總監。然後在 1999 年到 2017 年的 18 年間，除了北大嶼山醫院之外，根本沒有新醫院，然後便是天水圍醫院。市區內的伊利沙伯醫院、基督教聯合醫院和瑪嘉烈醫院的內科病床數目減少，不是土地問題，因為每間醫院也有預留土地，只是政府沒有興建，並且沒有告訴我們有關資料，而我們還以為問題出在醫生身上。病床減少，人口增加，醫院怎會不"爆"呢？然後將責任放在醫生身上。我們負責診病，照顧病床上的病人，但我們不會負責計算病床和其他數目的。醫院欠缺規劃，或根本沒有長遠規劃，醫管局難以逃避責任，現在唯有寄望兩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盡快落實，但說的是 10 年之後的事情。
如果醫管局能夠以醫護承受能力和病人福祉為依歸，切實改革管理，做到公平和合理，公院超負荷、前線受壓、輪候時間過長等問題便可獲得改善。正如為應付流感高峰期，最簡單的做法，便是在流感高峰期最繁忙的時候，暫停和延遲一些非緊急的行政工作，例如減少召開一個會議，便有 20 人無須開會，可以回去工作；也可調動人手到急症室或門診幫忙。其實，增加醫護人手，便可增加士氣。
不患寡而患不均是醫管局的通病，一些聯網醫院和部門佔用較多資源和人手，卻沒有增加工作效率。我在財務委員會審核開支預算時，書面要求當局提供一些醫院聯網專科門診數字，發現問題相當嚴重。舉例來說，某個專科門診的穩定新症即不緊急的新症最短輪候時間的聯網要等 13 星期，最長輪候時間的聯網要等 92 星期，再看病人人數，其實兩者差不多，某聯網的長輪候時間不是因為病人
增加所致，但為何會有這麼大差異呢？我又看一看是否醫生不足呢？
我可以告訴大家，在輪候時間較短的聯網，醫生最少，而需輪候 90 多星期的聯網的醫生最多，最多醫生人手的聯網的輪候時間最長。我已將此情況告知醫管局行政總裁梁柏賢醫生，有關信件是公開的。
我再看緊急和半緊急新症的輪候時間，其實也十分穩定，緊急新症是輪候一星期，半緊急新症最多也只是輪候 6 星期，所有緊急新症也可獲診症。我在 6 月 3 日公布的全港醫生工作滿意度調查結果，醫生最不滿的是工作量、工作生活平衡和人手編制。
最後，對於李國麟議員建議改變現時的專科專介安排，我相當有保留。
陳沛然議員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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